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代表着大陆经济学新一代实力和潜力的中青年学者之一。现任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经济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企业集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中国经济学术基金会副秘书长。此外兼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中国现代经济研究院（香港）院长、香港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台湾社会大学台商学院兼职教授等。

    主要著作及获奖成果：《企业创新论》获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论文奖；《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主持人之一）获国家计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执笔之一）获国家计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要问题研究》（主持人之一）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出台100多天了。在记者与企业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许多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对《决定》虽然有些了解，但仍然有许多问题不甚清楚或有所疑惑。根据企业的要求，本报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产权理论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

    是还权而非放权

    记者：《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使政府终于可以腾出手来，用更大的精力去研究宏观政策，而不是审批项目了。这是多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愿望。一些企业界人士说，政府终于放权利了，常教授，是这样的吗？

    常修泽：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资金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代之以核准制或备案制……为了这样一句话，许多人等了2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领域一直未能充分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模式。《决定》出台以后，很多媒体的报道让我不能平静。人们甚至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家，都把这看成是政府的放权或扩权行为，是一种对企业带有福利色彩的恩赐行为。在我看来，这应该被看作是政府的归权行为，即还投资权于企业，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尽管《决定》是一个积极的政策信号，但没有什么值得顶礼膜拜的。

    记者：常教授，你如何看待投资权？有位民营企业家说，与其说是投资权不如说是扩大了民营企业投资自主权。

    常修泽：依我看，投资权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权，是民营企业自身固有的一种内在属性，是内在的一种权利，而不是外部给它的，也不是政府赏给民营企业的。过去，民营企业的这种权利，政府本不该拿的却拿走了；现在，政府把这权利重新归还于民营企业（当然不仅仅是民企），是在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把《决定》看成是政府扩大民营企业的投资自主权的说法，我很不赞同。

    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面对的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这种体制无所不包，管得太多、太滥，这就造成连民营企业自身本应有的一些权利也被拿走。这种现象很需要一些无为思想去约束。

    过去中国大部分领域的投资行为主体是国家，后来逐步允许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的进入。但是，政府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这次发布的《决定》就给出了明确的规定，改变了过去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格局，理顺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减少了政府对企业、对经济的干预。

    最近我在天津讲课，天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就告诉我，《决定》一公布，他们就迎来了第一个利好消息，上海卡博特（中国）投资公司已经决定在他们那里建设一座全国最大的高档炭黑厂，总投资达2800万元。过去，像这样的大笔投资是要向政府申报并经过许多道手续的，最后流产也说不定。但这一次的合作并没有惊动政府，仅仅是上海卡博特公司与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两厢情愿就搞定了。天津港口运输便利，汽车工业发达，而炭黑是制造轮胎、车漆等不可缺少的原料，我想这家全国最大的炭黑厂就是《决定》直接的受益者之一。

    记者：无为思想是老子的道家学说，它与中国投资体制改革有何关系？

    常修泽：这句话出自《老子》第57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从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的角度讲，这里的我指的是执政者，民指的是民众———今天可以理解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这几句话是说，如果执政者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企业自然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演化。也就是说，政府要给企业创造一个宁静、和谐的投资环境，不要扰民，不要给企业增加各种不必要的负担，也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企业自然会搞好，自然会走上稳健、富强的发展道路。

    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记者：在采访企业时，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决定》把决策权还给企业，这非常有利于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比如化学矿山吧，磷矿石非常紧缺，现在有许多民营企业趁机而入。不知政府对这样受国家保护的资源如何核准？

    常修泽：《决定》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尊重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直接干预。过去，即使民营企业不拿政府的资金、用自己的钱投资，超过一定额度，政府也要审批，而不问资金的来源是政府还是民间。《决定》对审批制作了改革，审批的范围大大缩减。现在，不用政府的钱进行投资，不再存在审批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民营企业投资，审批制与此无关。

    当然，属于以下两类，即限制类和重大项目类投资，比如你说的磷矿石是受国家保护的矿山资源，政府还要进行核准。在这两个核准范围之外的企业，用非政府资金进行的投资，连审核都不需要，完全由企业自主决策。

    在实行核准制时，政府要考核的是，项目是否有利于维护经济安全，是否有利于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是否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是否有利于优化重大经济布局，是否有利于保障公共安全，是否有利于防止出现垄断。核准什么，就核准这六方面的内容。符合要求者，政府将会放行。

    记者：企业目前还是有些担心，《决定》对审批制的改革，能否让企业真正放开手脚？

    常修泽：在审批制体制下，审批者是一身二任，既是政府，同时又是社会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实行核准制，核准者的身份有了重大变化，政府只有社会管理者这一个身份，而不再有资本所有者的身份。

    政府的职责分清了，本来属于企业的权利被归还给企业，企业的权利范围和过去相比要大得多，活动空间也增大了，企业投资决策的效率也势必提高。

    以前实行审批制时，投资要过三道关：先报项目建议书；立项后组织专家搞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被有关部门批准后，企业还要再拿出一份开工报告。这三道程序都合法地走完，企业才能开工建设项目。由于环节多、程序复杂，一个项目从第一道程序开始到走完最后一个程序，充满不确定性，项目审批的时间长短企业也没法把握。有的大项目，审批时间长的，两三年都有。项目规模的大小如何、企业催得急不急、政府办事效率如何，都决定着项目能不能办下来、多长时间能办下来。

    而现在实行核准制，企业在投资时就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即使是限制类和重大项目类投资，企业只需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只要过了这一关就行。对于企业来说，这显然是个难得的机会。长期以来，跑项目已经成为不少企业的重要任务，不仅耽搁了从投资决策到开工的时间，而且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企业的自主权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而投资自主权更是其中的核心环节。不再审批意味着企业真正拥有了这一基本权利，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

    民营资本将参与国企改革

    记者：在采访中，企业家们往往会问，《决定》给国企改革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而民营企业又会因此获得怎样的机会？

    常修泽：据我估计，经过5～10年国企改革到位或基本到位后，局面将会有显著的变化。到那时，现由国资委管理的189家大型中央国企将可能重组为50～60家；广义上（包括金融、铁道、水利、国土等系统在内）由中央管理的国企将来可能在100家左右；地方上的国企，各省（市、自治区）保持在20～30家左右。将来，中央和地方的国企加起来，估计有将近1000家。在置换国资的四种力量中，民营经济是一种重要的力量，特别是石油、石化、化工方面。前些时候统一润滑油在央视中标，就说明民营企业已经形成气候，而化工类的民企尤其多。

    此外，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资本金充足和加强监管的前提下，民营经济将可以创办各种所有制的机构，包括私有金融机构。三个月前我在越南考察时了解到，越南现在已经创办了几十家民间金融组织（股份制私人银行），这预示了一种趋势。在这里，民营资本大有文章可做。目前，浙江民营企业也在酝酿组建民间金融机构。我想，有关方面的政策会尽快出台。

    机会和风险并存

    记者：一整套的投资体制改革对中国千千万万的企业来说，不仅仅是企业权利增大了，活动空间更广阔了，同时也意味着市场充满了更多的机会。有企业家问，能不能说这是为民企提供了一个舞台？

    常修泽：根据《决定》的精神，社会投资领域放宽，而这主要指的就是民营企业。在原来的投资体制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领域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或者是垄断行业，成为非公资本的禁地。而这次投资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鼓励社会投资，放宽其进入的领域。今后，只要是法律法规没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这为民间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投资舞台。

    最近以来，我先后到上海、广东、山东和安徽等省市调研，考察各地改革发展最新的动态。据我所知，目前中国各个省市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我估计，这个《决定》出台后，将会有力地推动民营资本进入公共事业和大型基础设施领域。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产业短缺的问题，其中最短缺的是煤电油。煤和油是中国两大支柱产业，电力过去被视为垄断行业。面对这些行业出现的短缺情况，处于宏观经济决策咨询圈内的专家们主张，应当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这几个领域，这既有助于缓解煤电油运的紧张局面，也有助于民营经济自身的发展，为他们开辟一个新的用武之地。

    不过，这几个领域投资期较长，需要1～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见效，紧张局面才能有所缓解，大家在投资时要注意这一点。

    记者：民营企业怎样合理使用自主权？你对民企特别是化工企业有何忠告？

    常修泽：我一直在提醒我们的企业，权利的扩大也意味着责任和风险的扩大，企业不能只看到事情好的一面而盲目乐观。实行核准制后，民营企业投资项目，除了上述必须要核准的内容外，有几个方面政府是不会再去管的，比如项目的市场前景、项目投资后的经济效益、项目建设资金从何而来、产品的技术方案是否先进等，这些，核准者都不会越俎代庖代替民营企业去决策。这意味着，这些心只能由民营企业自己来操，这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投资的责任和风险。在一个充满了机会和诱惑的市场中，由自己来把握风险，自然也就增大了企业自主决策的压力和责任。所以，到底如何贯彻《决定》的精神，自己还要再考察和分析。我所担心的是，一些企业对《决定》的精神理解不够、执行不力，只在枝节的技术层面上做文章，而忽视了还权于企业这个基本精神。

    化工行业民营企业较多，而且发展很快。随着市场经济的更加完善，政策更加规范，一些不正规、规模小、设备和技术差的小化工企业将会逐渐被淘汰，而那些有规模、设备先进、人员素质比较高的企业会更加迅速地成长。我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参观过许多民营化工厂，他们从设备到技术，从规模到人才的聚集，从办企业的理念到经营战略都比一些国企要有竞争力，如果再搞些强强联合，像拜耳、壳牌等大公司那样，从简单的家庭式向股份制过渡，那就好了。企业只有强大了（请注意是先强后大），才能抵御国外大企业走进国门后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带来的风险。

    记者：民企目前最关心的是，《决定》中明确地指出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那么能源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民企是否也有机会参与，他们真的能进入能源领域？

    常修泽：在最近召开的2004中国能源投资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说，能源领域企业不戴国企帽子。

    一直以来，因为受限于行业准入门槛高，中国的能源领域由国有巨头牢牢掌控，仅有极少数的民企可迂回曲折地进入该领域。然而，能源领域的市场化进程及其高额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企目光。一项针对去年中国非公经济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原油、天然气开采业中，民营企业的数量虽少，但呈现出超高速增长态势。在我国的能源规划中，已经把一些原来只打上国有企业标签的字眼去掉了。这意味着只要有条件的企业都允许进入能源领域，也就是说，石油产业将向民企开放。